《礼记》云：“大学之礼，虽诏于天子无北面，所以尊师也。”中华尊师之礼，源远流长。自周制以太牢祀先师，至汉唐以降帝王执弟子礼，皆显师道之尊。今日恰值教师节，溯历史长河，采撷数则尊师典故，以彰明师道之于治国平天下之大义。

  东汉永平二年（公元59年），白虎殿中御座西移，东向设锦席。太师桓荣入殿时，汉明帝刘庄降阶相迎，执手言：“太师勿拜”。这一场景重现太子宫授学之仪，尽管此刻执经问业者已是九五之尊的天子。

  据《东观汉记》载，明帝每临太常府，“令桓荣东向设座，自据西席，陈《尚书》竹简，亲执经卷”。侍臣见天子跪听讲经至膝踝俱肿，密奏劝止。帝正色曰：“太师犹父也，昔周公负扆，成王尚北面而问礼，况朕乎？”

  恒荣病，明帝亲临探视，至街口弃辇入恒府。遂百官探视无敢驾车临恒府者。病笃之际，明帝“旦暮遣问疾者十数，亲奉汤药于榻前”。及荣薨，帝素服临丧，扶柩恸哭：“天丧朕师！”遂以弟子礼披麻送葬，诏以《尚书》三十篇陪葬。更赐冢茔于首阳之阳，命百官会葬，百姓夹道哀泣。

  明帝尝谕皇子：“天子之尊，不敢忘师者，所以通天地人之道也。”故永平年间太学鼎盛，匈奴遣子入学，西域求取经籍，教化远播四夷。

  古代帝王，类似明帝者大有人在。

  唐太宗追忆太子少师李纲：“朕初授《春秋》于师，虽寒暑无间，师常立讲三辰不息。”《贞观政要》录其诏曰：“古之太子，问安而退，所以广敬也。师教之礼，拜而后答，所以明尊也。”

  到了宋代建隆三年（962年），宋太祖诏令太学立碑刻《礼记·学记》，特命“凡太子师保见面，皆行揖礼”。朱熹《宋史纪事本末》载：太祖尝语赵普：“朕观学子冠服与禁军同制，此文武并重之道也。”

  清代圣祖康熙幼年即每日清晨至弘德殿，向师傅熊赐履、李光地行弟子礼。《康熙起居注》详载其谕曰：“朕虽退朝晏晚，必完日课，恐负师望。”甚至亲撰“致敬师傅”匾悬于上书房，定规“皇子见师傅，皆长揖肃立”。

  荀子云：“国将兴，必贵师而重傅；贵师而重傅，则法度存。”汉明帝所以创“明章之治”，正因其深谙“治天下在得贤才，得贤才在崇教化”之理。

  宋代理宗敕编《帝王尊师录》有言：“天子之孝与士庶异，不仅事亲如天，更当尊师如父。”故历代明君皆将“君、父、师”并列为三尊。汉制天子祀孔必亲献太牢；唐制太子初谒师行“束脩六礼”； 明制：皇帝视学行“三揖礼”。

  汉明帝之尊桓荣，并非单单是个人敬慕，其“下车步行”“亲奉汤药”“素服临丧”诸礼，显帝王以肉身践行道统，用权势拱卫学术之至意。故《后汉书》赞曰：“明帝尊师重道，冠绝百王，非虚言也！”

  帝王如是，我们的伟人亦然。

  1937年1月30日，延安窑洞灯火昏黄，毛泽东正忙于制定抗日救国大计，忽忆次日乃徐特立先生六十寿辰。遂展纸研墨，挥笔致信：“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，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，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……”此语既出，遂成尊师之千古绝唱。更令人动容者，毛泽东虽身为全党领袖，仍坚持为老师举办寿诞。1947年正值胡宗南大军进逼延安之际，毛泽东特为徐老举办七十大寿庆典，亲题“坚强的老战士”寿匾，又见老师行李简陋，竟将自己仅有的两个热水瓶分其一相赠。最见深情者，当属建国后宴请徐老时，毛泽东坚持让老师坐上席，言道：“您是主席的老师，‘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’，您更应该上坐。”

  1915年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长张干欲开除毛泽东学籍，二人由此结怨。然三十五年后，当毛泽东得知张干生活困顿，“家口甚多，生活极苦”，立即致函湖南省主席王首道：“张次崙先生，湖南教育界老人，年已七十，一生教书未做坏事，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，借资养老。”更令人感叹者，1952年毛泽东邀请张干进京，见面第一句话便是：“先生，当年我在长沙读书时，曾多有得罪，还望先生原谅。” 临别时不仅赠物赠款，更嘱秘书：“次崙先生年纪大了，路上要好生照顾。” 张干临终前对家人泣曰：“此生此世，不知如何报答毛主席！” 此等以德报怨、不计前嫌之胸襟，真乃尊师之至高境界。

  《荀子·修身篇》有云：“礼者，所以正身也；师者，所以正礼也。无礼何以正身？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？”

  明帝之尊桓荣，在其制度性尊崇——立帝王尊师之仪轨；毛泽东之敬师长，在其革命性升华——破除阶级之限而存师生之谊。但无论是汉明帝创明章之治，还是毛泽东奠新中国教育之基，都证明尊师重教与国运昌盛密不可分。

  时值第41教师节，以此小文敬！（作者：刘军，谭玉平）